第十二，以上所列事业所不可缺少的通路、桥梁、铁道、轨道、索道、各种线路、水路、管道、池井、土石的堆放场、材料的放置场、职务上需要常驻的职员的执勤办公室或者宿舍及其他设施。

公益团体利益大致与国家利益类似。其中穷困的一极出于生存的考虑以及对于公正的渴求，更要求政府积极有所作为。

一方面，在我国，土地所有权是法律上的禁止流通物，而法律对农村土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土地使用权一级市场，所以，土地所有权完全没有市场价格，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也是扭曲的、不完全的，不能真实反映土地使用权的应有价值。换言之，征收制度不能视为公共财产的附带制度（W.Weber所言）[34]。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从原则上讲，议行合一，要求先议后行，不得边议边行，更不应不议而行。这一条虽然规定的是国会立法权，但其中所透漏的一些重要信息更值得我们重视：合众国（国会）直接打交道的对象是州（立法机构），而且宪法明文规定的是合众国在该州购买土地，而不是强制性征收。

由于著作权制度仅要求表达形式的不同，于是大家在语言表述上下足了功夫，而耽误了真正的学术思考，造成了没有超越、只有变换形式的重复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妨碍了学术进步[18]。借助自由市场机制，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机会大大增加。这里面，间接体现的私益更加不可小视。

但此命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该政治目的应体现为直接的法律目的，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第四，坚持征地的公益目的，是保护耕地、保护被征地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立法者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价值判断，相反，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的立法者最适于作出价值判断。（三）进行价值判断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容回避的责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完全摒弃价值判断不仅不现实，而且不合理。

即使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内，也具有最基本的共识。其实，囚徒困境的故事同样可以用来反对共同体主义。

自然，奥斯丁的此种实证主义思想，与韦伯的价值无涉观念相一致。第一个理论难题与公共物品理论有关。第二，两种立场各有其不可回避的理论与现实困境。我们对公益的概念并不是一无所知，而是已经有了一个粗略、模糊的印象，现在需要进一步使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明晰化。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是率先垂范，但至少堪称表率。此外，土地管理法是旧法，物权法是新法，旧法和新法都有规定且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并无矛盾的，根据新法确定权利的属性，更为可取。二者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毋宁说，立法界定公共利益之后，仍需程序性安排做必要的补充。对于确需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实现公共利益的，可以征收，但要进行利益衡量。

因此，以土地公有制或所谓的土地权利结构为由，否定征收公益目的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合理界定公共利益便成为法律消除上述社会问题的第一道关口。

公共物品现象表明，存在着不可界定为个人产权的公共利益。但是，要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去认知具体的公共利益，涉及复杂的思维过程，很容易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具体的公共利益本身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更增添了认识的复杂性，从而导致指称上的不确定。

这一前置性问题本身并非纯粹的事实判断，而是涉及价值判断的，因为需要联系某一问题对科学性的影响来考虑该问题的性质。例如损害赔偿概念，它在合同法与侵权法中含义就略有不同。第二，仅仅依靠行政机关的自律遏制行政权滥用，成效有限。当共同体的力量相对于个人力量空前强大时，渺小的个人重新回到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之中。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建设。每个人追逐自己的私利最终一定能增进社会福利吗？亚当•斯密作出了肯定回答，现在看来就不一定了。

不当的立法，轻则损害立法者的地位和权威，重则激起民变，使社会本身遭受解体之厄。与这种观念相适应，边沁宣称：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

第六，通过排除法增强不确定概念的确定性。第四，不同的不确定概念，其不确定性具有不同的表现。

公益团体即以公益为目的的团体，法律认可的公益团体之目的当然为公共利益。另外，有一些经济学上称之为正外部性的行为，它对行为人自己有好处，对社会上其他人也有好处。

共同体自身难以成为一个认识主体，共同体的认识活动，依然依赖于单个成员，虽然成员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协作，但仍然不足以认识共同体整体，遑论去认识超越共同体、超越人类社会、包括未来在内的整个世界。对历史上的共同体主义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等）来说，国家（或社会）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有机整体，是真实的存在。而法律上的不确定概念，其实就是研究者和立法者都无法预料社会变化的具体情形，无法更为具体地揭示其内涵和外延，而设置或容忍的一类概念，换言之，不确定法律概念本来就是为了缓和法律的僵化、增强法律的适应性而存在的，在社会变迁到来之际，其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展示，因而越来越清晰，从而其确定性程度得到提高。德国的土地征收法虽然没有像日本这样详细列举各项公共利益事业，但其涉及公益事业的各项单行法对公益征收均有规定，行政机关同样不能在单行法规定之外作任何自由裁量。

因地方政府派警力阻止农民上访而发生的事件有31起，占总数的35.6%。综上所述，要正视价值判断，需要我们超越韦伯对价值判断的认识。

启蒙运动之后，以个人主义为主流。两种立场之间并不存在调和的可能。

其四，如前所述，私益与公益均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所以，不能简单地确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孰优孰劣。那些早期对社会现实有深刻洞察力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也许正是因为对于希腊各城邦之间相互争斗以及波斯、马其顿等强邻的外来威胁有很深的忧虑，才强调城邦整体和谐有序的重要性。

依《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规定，开发商事先通过与业主协商、谈判等方式拥有某地段的不分割份数中不少于90%的不分割份数时，可以作为多数份数拥有人向土地审裁处提出申请，要求作出一项强制售卖该地段所有不分割份数的命令。此种选择为元选择或基础性选择。即征收仍然应以公益目的为原则，而非公益情形只是例外。在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概念的确定性程度就稍微要高一些。

不同的不确定概念，其不确定性的表现各不相同，但大体上说，有三种典型情形：其一，涵义相对不确定，而指称相对确定，如时间、空间。人民的怨怼情绪，直接面向政府，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然而，香港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公共利益难以辨识，所以容易为假借提供方便，因此，虚假的公共利益是人为造就的。

所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私权而非公权。相反，法律领域越小，法律目的越明确，语境越具体，相关法律概念的确定性程度就越高。